讲经是现代丛林或佛教团体为提高广大信徒的佛学水平，树立正知、正见的能力而举行的一种普及佛教知识的活动。这些佛教团体经常会邀请佛教界学有专长，有修有证的高僧大德前来讲说经典，被称为讲经。讲经根据内容的不同，可以分为讲经、讲律和讲论。根据演讲形式的不同，可以分为讲经和讲开示。讲经是逐字逐句的讲解某一部经典。例如，讲解《妙法莲花经》、《楞严经》；讲开示是讲解佛教的某一义理，讲演人往往会根据所讲内容作旁征博引的发挥，以使讲解生动，吸引大众的注意力。

我国汉地的讲经，开始于后汉末年。在曹魏时代，朱士行开讲《道行般若经》，是为中国僧人讲经之始。东晋尼师讲解《法华经》和《维摩经》，是为尼讲之始；姚秦时代，鸠摩罗什教授僧嵩法师《成实论》，这是讲论之始。

在中国佛教史上，制定并形成一套完整讲经程序的人是东晋的道安法师（公元312—385）。释道安是东晋中期最著名的高僧之一，曾被译经大师鸠摩罗什誉为“东方圣人”。在长期的佛教实践中，他咀梵采华，确立了不少佛教仪轨制度。

风行于南北朝的讲经仪式即是其中之一，也是迄今见诸释教文献记载的首例汉化佛教讲经制度。

据此记述，道安所制定的讲经仪轨应有行香、定座、上经和上讲四大环节。

以下分条述之。

（一）行香，取礼敬三宝之意。佛教每有法事，多烧香以示礼敬、虔诚。讲经既为重要法事，自然也须烧香。行香之香，大约是导师手中所执香炉中之香。

据说当时有一种叫做“鹊尾香炉”的手炉大概就是导师所擎之香炉。唐宋以后讲经仪式中尚存执炉行香余馨：

若都集道俗， 或顷国大斋， 行香长梵， 则秦声为得。

（讲经时）初礼三宝，二升高座，三打馨静众，四赞呗……（《四分律行事抄资持记》卷三《释导俗篇》）以此逆推，道安时行香，或也有梵呗伴唱。

（二）定座，指讲经者坐法。南北朝以来讲经之制，例以一人转读、赞呗、一人解说。前者称为都讲，后者称之为法师。为都讲所设之座叫唱经座或经座，为法师所设之座叫法座或讲座，二者统称高座。

讲经之座是否有二丈高，不得确知，但对上万人规模的法会来说，二丈不算高。外域高僧屡有被称作高座者，因为都讲、法师二人身份有尊卑之别，故坐法亦有表现。谢灵运《山居赋》叙斋讲之事曰：“启善趣于南倡，归清畅于北机。”

自注云：“南倡者都讲，北机者法师。”《高僧传·释昙邃传》说昙邃睡眠中被人请去讲经。“自尔日日密往，余无知者。后寺僧经祠前过，见有两高座，邃在北，弟子在南，如有讲说声”。据此知，法师坐北面朝南为主座，都讲坐南朝北为次座，乃是“定座”之例。但凡事皆有例外，那就是在皇帝大驾亲御时，高座的方向便改为东、西相对了。《广弘明集》卷二十六载梁武帝《断酒肉文》注云：“二十三日旦，光宅寺法云于华林殿前登东向高座为法师；瓦官寺慧明登西向高座为都讲，唱《大涅槃经·四相品》四分之一，陈食肉者断大慈种义。法云解释。舆驾亲御，地铺席位于高座之北。僧尼二众各以次列坐。讲毕，耆阇寺道澄又登西向高座，唱此断肉之文，次唱所传之语。”又据此注知，除法师、都讲以外，其它听众一律就地而坐，方向大约是东西两组相对，夹侍南、北两位讲经者，或者是围坐。

（三）上讲，指如何讲经之法，包括讲经的具体过程、讲经者的身份和职能等等。关于讲经者的身份和分工，文献记载较详。大致说来，魏晋六朝以来佛教讲经仪式，例由法师主持并司唱导，由都讲辅助并司转经、唱呗；法师多由具有“声辩才博”品格的唱导师担任，都讲则由善于转经、唱呗的经师充当。身份低一点，《高僧传》卷十三之《经师》、《唱导》篇诸传记述甚为分明。

综合观之，都讲之职除转经、赞呗外，还有问难、挑起法师话头的任务，但设难也可由在座的听众提出，似不专属于都讲。法师则必须解答设难，然有时也让门下高足代答。佛教讲经中的这种辩难之风，一方面反映佛法普及和深入世间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讲经与当时玄学清谈有染的情况。故有论者以为唱导之起源与玄学清谈有关。又支遁与道安是同时代，而年辈稍长，故法师与都讲之分工，似不始于道安。僧慧以法师身份讲经而不烦都讲的例外，更反证法师主唱导、都讲主转经和赞呗的分工通例。

魏晋南北朝时，佛教学问僧讲经多采取一问一答方式，都讲师发问，后由讲师详加回答与讲解。于法会中，为表示对法的尊重，讲师、读师宜安置于高座。于佛前右方，设讲师座，左方设读师座，二座相对。读师读经题，讲师讲经义。

于法会时，以平易的方式，宣唱法理，开导众，称为“唱导”。唐代时，为了佛法的普及，“唱导”法会逐渐演化为“俗讲”法会。故听众不限于僧侣，亦扩及一般世俗民众。将佛经典故与故事分类编排的《经律异相》、《法苑珠林》等，以及感应传、往生传、灵验传之编纂、流布皆与唱导有密切关系，故唱导具有一定的文学特色。

俗讲的名称，始见于唐初，实即六朝以来的斋讲，乃是应用转读、梵呗和唱导来作佛经的通俗讲演的。本来随着佛经的传入，就有转读和梵呗的发生，另外又有唱导的继起。唱导原为说唱教导之意。从讲解经论义理，变为杂说因缘譬喻，使一般大众更易理解佛教教义，这就是慧皎所谓“宣唱法理开导众心”(《高僧传》卷十三唱导)之法。唱导与俗讲的性质虽然有所不同，但是二者均以因时制宜、随类化俗为主要的方法与目的，并且所用材料亦大致相同。《广弘明集》卷十五有梁简文帝《唱导文》一篇，王僧孺《礼佛唱导发愿文》一篇，巴黎图书馆所藏《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》及伦敦博物馆所藏《回向文》，其体例与《广弘明集》所收，俱约略相似。因此俗讲制度的一部分也可溯源于唱导。

俗讲开始时，只有讲经文一类的话本，后来渐采民间流行的说唱体如变文之类，以增强其化俗的作用。但变文与讲经文的体制不同，也别有其渊源。

中唐时代，约在文宗太和九年以前，长安诸寺往往有奉敕开演俗讲的法会。

宝历二年(826)敬宗还亲临兴福寺听沙门文溆的俗讲。由此推知其开讲时当有庄严的仪式。俗讲仪式有作梵、礼佛、唱释经题、说经本文、回向、发愿等，与讲经仪式无大出入，唯多说押座一式，这大概是俗讲所特有的。此外参加俗讲的也有法师和都讲，法师主讲，都讲唱释经题，与正式讲经无异。

俗讲盛行于文宗时代，其发生时似在唐初。如据《续高僧传》卷二十《善伏传》所载伏日听俗讲事，即贞观三年(629)顷俗讲即已存在。五代以后，俗讲虽不大流行，然据《佛祖统纪》卷三十九引《释门正统》良渚之言，俗讲至南宋理宗时还未尽绝。这样从七世纪到十三世纪，前后存在大约五百多年。

以区域而论，长安为俗讲的中心，定时奉敕举行；各地方寺院也大都在春秋及夏各有举行。地方俗讲与唱导差不多，而俗讲僧、说法师、邑师、化俗法师等为数亦不少。在北宋时，由于政治的原因，佛教俗讲与异教一齐遭受禁止，至南宋已名存实亡。但它的影响却极其广大，宋以后说话人(分小说、说经及说参请、讲史书、合生商谜四科)、话本、宝卷、诸宫调、弹词等，均可溯源于此。

现代寺院中讲经法会的仪式比唐宋时代的程序相对简单得多。一般是每逢法师讲经时，先设好法座，以香花、灯烛等庄严法会。等大众都到齐坐好后，悦众二人手持引磬站在门旁，僧值、主持或监院中间一站，维那呼“大众师打引磬迎请法师。”至法师处问讯，四椎引磬。法师步入门内维那敲大磬，大众起立。法师到法座前问讯，维那押磬举“炉香赞”，法师拈香，展具三拜，收起坐具，问讯后登上法座。维那再领众唱诵一系列的诵语。诵赞结束后，维那敲磬四下一押，法师在座上鸣案尺开讲，维那起身展具在自己的座位前向上三拜，归位听经。

法师讲完经，鸣案尺下位。维那敲磬，大众起立，维那举腔，大众同唱“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……”法师下位后，到佛前展具三拜，起具问讯，向西一问讯，再向上一问讯，向东一问讯，再向上一问讯。维那呼“同寮法师打引磬送法师回寮”，法师说，“不消送”，那么大众问讯就可以了。

讲经法会的场面庄严肃穆，举行隆重的讲经仪式，有助于收摄听众的心，使听众能够感受到佛法的殊胜与稀有，从而生起一种更为恭敬虔诚的心。同时，在讲经时举行一定的仪式也表达了对佛法的尊重。